全国人大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更不能例外。
如不听，就以拆除违法建设的名义完全不予补偿，甚至还给予罚款）。（二）吊销许可证照，取消或者限制生产、经营、从业的资格、资质。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对《行政处罚法》的修改，要为行政处罚下一个定义，已成为各方的共识。《行政处罚法》作为调整整个行政处罚领域的基本法，未对行政处罚的内涵和外延作明确的界定，显然不利于整个行政处罚领域法制的统一，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行政处罚单行法（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立法机关在制定行政处罚单行法规（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时，对处罚对象和处罚范围的确定就没有严格的遵循。第三，它的外延很不清晰，不像《行政强制法》将行政强制的外延确定为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某些竞合的法律、法规如果其规范的违法行为形式上是一个行为但其性质明显不同，可以认定为是两个以上行为，自然可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为此，笔者建议将这一表述修改为：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相对人依法在财产、行为资格、人身自由或者声誉方面给予惩戒的行为。
第38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合理、标准合格、标志明显、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其五，取消或者限制生产、经营、从业的资格、资质这一行为资格罚的包容性很大，可包括、吊销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责令停产停业、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等具体处罚形式。发挥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的监督作用，有利于监督监察调查人员的调查活动，不断推进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的法治化与现代化进程。
但立案调查终结后，如果被调查的公职人员只有违纪和一般职务违法行为，其职务违法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犯罪程度，监察机关对此类违纪违法的公职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和政务处分，无须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对此类案件没有审查权。因此，理论界对监察立案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几种代表性观点。或者证据收集程序不合法和存疑，监察机关应当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而监察监督关系本质上是公职人员与国家监督机关的内部关系，如果被调查的公职人员是党员，则还会构成党员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内部监督关系。
而且，无论是政治责任还是行政责任，都不能取代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化，发挥了间接审查监察调查活动合法性的功能。
可见，职务犯罪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一致，但在调查措施的运用上具有特殊性，这势必导致证据收集方式不同。至于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并不是《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的侦查活动，人民检察院能否查明调查活动是否合法？正如上文所述，人民检察院有权依法监督公安机关，但不能对监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这些规定虽然不属于刑事侦查的程序规则，但有关立案、非法证据排除以及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对普通刑事案件的要求大致相同，只是《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普通刑事案件有关立案侦查、证据和案件证明标准的规定更加具体和明确。《刑事诉讼规则》适应监察实践和检察职能的发展变化，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作出具体规定，将合法性审查作为人民检察院制约监察调查的主要方式。
所以，检察机关对移送起诉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不仅制约监察调查权的行使，规范监察调查权的运行，而且将刑事诉讼的价值与理念融入监察调查中，推动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统一。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有权要求其纠正。案卷审查可以发现证据与事实的瑕疵，包括收集的证据没有形成证据链，或者证据不够充分，或者遗漏犯罪嫌疑人等情况，此时检察机关有权将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要求补充证据材料。它在总结监察调查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衔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具体化了检察机关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合法性的规定，从而落实《宪法》和《监察法》关于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规定。
该规定虽然只适用于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规则》审查监察证据的合法性。此类案件由监察机关根据被调查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应当判处的刑罚等实际情况决定，人民检察院不能对其进行监督或者进行合法性审查。
这是因为，调查人员可能在收集证据时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导致个别证据构成瑕疵证据，只要这些证据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后果或者损害程序正义，经过补正或者补充可以成为定案依据[12]（P72）。所有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不论是侦查机关立案还是监察机关立案，必须经检察机关受理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刑事追诉。
监察立案调查既包括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调查，也包括职务犯罪调查。可见，监察体制改革虽然将职务犯罪的调查权从检察机关转隶到监察机关，但仅仅是将职务犯罪案件由司法机关侦查转变为由监察机关调查，案件的审查起诉和审判仍须遵循司法程序，从而形成犯罪侦查、调查主体多元与犯罪案件审查起诉主体一元相结合的刑事案件侦诉模式。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并不直接面对监察委员会，而是直接制约检察机关的起诉。第三，保障被调查人的权利。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不移送起诉的案件有权监督。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主要是审查案件证据、事实和材料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属于广义的合法性审查。
如《监察法》第39条规定，监察立案必须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核，对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应当按照规定审批后办理立案手续。二是从监察证据合法性的角度明确监察机关对笔录的说明义务。
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不仅要与其法定职责相符，而且要与《监察法》实现衔接。检察机关只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而对监察机关正在调查或者调查终结后不移送起诉的案件不能行使审查权或者监督权。
第三，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主动投案自首的案件有权决定是否移送审查起诉。监察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直接实现程序衔接，无须检察机关再行刑事立案，但它仅表现为强制措施的衔接，并未明确监察立案是否具有刑事立案的效果。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重点审查的是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通过合法性审查排除非法证据，并且追究办案人员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律责任，履行人民检察院监督和制约侦查权的法律职责o。三是监察机关有补充证据材料的义务。在《监察法》没有列举或者详述哪些方式获取的证据是非法证据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必然适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使之与《监察法》的规定互补。（一）激活检察机关制约监察调查的程序机制 第一，完善检察机关制约监察调查的外部体制。
由于检察机关对包括职务犯罪案件在内的所有公诉案件的审查标准具有一致性，一律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71条关于查明犯罪事实、证据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等规则，并无例外或者特别之规定，所以，由人民检察院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决定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是否符合刑事案件起诉的基本要求。它还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从非法证据排除、监察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案件材料的完整性三个方面对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其基本目标是促进监察调查的刑事化转型，从而实现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统一。
依照《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应当与司法机关、执法机关配合并相互制约，《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制约监察调查作出了一般规定，但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2018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以列举方式作出规定，并不包括对监察调查的法律监督o。
此处所指的立案并非《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立案，而是监察立案。第一种观点认为，监察机关的调查既有一般违纪违法调查，又有职务犯罪调查，考虑到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到监察机关，因此一般违纪违法调查可以适用《监察法》，而职务犯罪调查宜适用《刑事诉讼法》[4]（P116）。
为了查明监察机关是否存在非法取证，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调取有关录音、录像的，可以商请监察机关调取。对此，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材料规范性进行审查，以保障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符合客观真实要求和案件构成标准。第二，案卷材料的完整性是指监察立案、调查等审批文件、起诉意见书、认罪认罚从宽的函件、通缉和技术调查的协助文件等材料以及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等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是否齐备。这一规定与《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大致相同。
监察机关对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应当认真研究，全面审查立案和调查程序，追究调查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并将处理情况及时通报人民检察院。从监察实践来看，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执法机关的关系虽然也相互制约，但主要是相互配合。
（二）检察机关只对移送起诉的证据和材料进行审查 监察机关只通过对移送起诉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材料进行书面审查，通过书面审查和核实间接评价调查活动的合法性，但并不对调查活动直接发起合法性审查。《监察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与刑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大体一致o。
《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如果证据收集方法不合法，不能成为案件处理的依据。刑事侦查需要以事实为依据，还原案件的事实真相，收集对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和罪轻的证据。
